姐妹孝善之举改变多舛老爸的命运
?——连续三次“小脑出血”后的故事
这原本是一个十分美满的家庭。
教师职业的父亲，慈祥和蔼的母亲。两个女儿均已结婚成家、且都生儿育女。两个女婿也在身边，家里的大事小情，他们跑前跑后，就不止是“半个儿”，而是尽“全责”有余。当然，即便是亲情浓浓，也是相互间互动的结果。除了俩闺女“巧理家务，兼顾“两头”（婆家与娘家）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两位长者对俩女婿，那可是“宠爱有加”。一家三代，喜乐融融，无疑是在天底下无数幸福家庭之列……
然而，世事难料。本来，教书育人几十年，也可谓“桃李满天下”，在当地教育界也颇有影响。无论事业，还是站在家庭的角度看，均可说是“功成名就”了。可恰恰就是在这位老教师刚刚退休之后，厄运就“找上门”来……
这场医者与患者、作者与其家庭的某种缘分就此开始。参与患者的救治和与其家人打交道的时间，总体上讲，也就仅仅只有48小时。
这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——
年6月17日，周六家中。
突然接到外地朋友的来电。
对方问：（你）能否帮忙出个诊？
我则问：什么地方？
对方答：佳木斯
我则答：（今天休息）没有能不能。因为你说的是救命啊。
只是你至少要给我留出两个小时
（因为从市区到首都机场，至少也得俩钟点）。
对方回：那好，我这就给你安排。
来电者是河北某医院的院长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（生产销售口腔医疗耗材）董事长。与之相识交往，既建立在医患关系上（早先是为其母亲健康咨询，再后来是其亲妹。后者曾是我救治过的病人。可见《再次让“脑胶质瘤”从“生命禁区”走开》一文），大体上说又是医疗界的同行。建立在医患关系上的社会（朋友）关系，或许“更铁”“更亲近”。因此，说话行事，直截了当。
患者系其远在佳木斯的非常亲近的一位亲属（后来才知是其“妻舅哥”）。
病人：男，60岁（？/刚办退休），教师。
患者在当地（黑龙江某县）突发“脑出血”后，医院条件有限，后转至医院，明确诊断并行“小脑出血、血肿清除术”。首次手术后，效果很好，在监护病房按术后治疗观察几天后，病人被转入普通病房。
但在转入普通病房几天后却又起“波澜”。某一清晨（大约4-5点左右），患者病情复发（血压高、头痛、呕吐等），在经影像学检查确诊系“二次小脑出血”后，神经外科又尽快做了“二次小脑血肿清除术”。但在这次术后情况不妙，因为过去几天了，患者的意识始终未恢复。
面对如此局面，家人着急，院方更着急。意思就是，让家人想办法联系请专家会诊。医院在国内医院，应该说还是具备一定水准的。但这年头，医患矛盾突出，许多时候，并非是完全出于业务需要，而是着眼于某种意义上的“安全”考虑。因此，医院的做法是“不拒外请”，甚至在特殊情况下，有的医生还暗示患方如此运作。当然，即便在目前情况下，医院之间、医院之间正常的业务和技术交流还是主体。救死扶伤是医者的职责。参与对危重患者的救治，对医者来说，既是一种机遇和挑战。说白了，更如一场“考试”。因此，千万不要把社会上的“飞医”笼统看做如同某些演艺人的“走穴”。坦率地讲，医者的价值，往往是金钱不可衡量的。针对本文患者而言，前述的两种因素可能都有。毕竟，患者意识一天不恢复，手术就不算成功。何况眼下，患者生命不保。
当天直飞佳木斯的航班只有晚上6点才发，为了尽快，对方做了如此安排，即，作者先飞哈尔滨，然后那边再安排专车接机到佳木斯。
作者的地面距离感不强。尽管我本人曾经在黑龙江省生活过2年多，那恰好是该省的西北部，在纬度上正好与处在东北部的佳木斯市对应。原以为，走高速从哈尔滨到佳木斯开车也就只需两小时，结果我们的车从午后2点到晚间7点，整整开了5个多小时才到。如此“空飞陆跑”，与当日直飞航班比，也就抢先了一个多小时。
然而，从家人的愿望上讲，就这一个多小时，或许就能给濒危的生命带来转机。这是医者最能理解和体谅的。所以，抵达目的地之后，在对方说先吃饭还是先看病时，我毫不犹豫地说——先看病。何况人家院方的负责人也在等着呢。
医院病房后，神经外科主任尽快给我找了件工作服。看过病人和病历，我很快谈了自己的意见。科主任立马就让下面的医生参照执行（实际上，针对患者存在的重度脑水肿，我在对方的救治方案中，就是加强了胶体渗透压的措施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此前还没如此用过。这是后话）。一对一的专科会诊就是这样，这么远的路，也就几分钟的话。
年6月18日上午，再次看过病人并与神经外科主任简单交流。之后，也就是借中午用餐期间，才与患者多个家人（俩女儿、俩女婿等，似乎患者老伴礼节性地待了一会，就尽快返回病房了）进行了接触。下午，便直奔佳木斯机场，返回北京。只不过，由于北京这边空中管制，当晚的航班晚点5个多小时。
年6月19日周一在班静待回音。
如同走下“考场”之后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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