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述：彭博、吴美美、房师松、武伟华
编辑整理/图摄：吴美美
审阅：彭博
“好久没见，今天看看你。”
一个下午，彭博脱下防护服，全身消毒后走出实验室，去到王赟的办公室。手肘托着工位的屏风沿，望着她，笑嘻嘻地说道。
王赟，他的妻子，同一单位另一科室的员工，看到他之后愣了好一会儿。
所有的担心、委屈和思念，都化作一个紧紧的拥抱。
20天前的一次拍摄中，我问彭博：
“最近有给王赟打过电话吗？”
比起介绍实验流程时候的流利和专业，他明显一顿，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愧疚。
“我…我好久没和她联系了。半夜偶尔回去拿衣物，她也睡着了，这边实验也比较忙，平时没什么时间交流。”
尽管在同一个单位，自从有了新冠，见面次数却也寥寥无几。
我把拍摄素材发给王赟之后，她发了这段文字给我：
真心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，都能得偿所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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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两天就是年的除夕，北环路上清清冷冷，没有了平日的车水马龙，人们大都陆续回乡过年。一排路灯上挂着一串串大红灯笼，一阵轻风刮起，灯笼尾巴上的穗儿晃晃悠悠，不停地打着旋儿，似乎想家了。
同样想家的，还有灯火通明的龙苑路8号，忙着做检验的技师们……
收到任务，要拍摄病毒检测的同事们，一时竟有些发懵，虽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4年，平时也多有交道，但竟不知他们到底做些什么，脑海中浮现的想象也多与普通人一致，除了知道他们负责全市的阳性病例进行核酸复核，其实对他们的操作细节所知甚少。
彭博，病原所呼吸道病毒监测组组组长，负责本次疫情的病原检测。与他联系后，得知马上就有样本需要检测，我赶紧拿起拍摄设备，三步并两步跑去了微生物楼。
（视频截图，比较模糊，依稀可以看到门后的人影）
隔着厚重的实验室隔离门，我看到了彭博。他穿着防护服向我招了招手，按下了门禁开关，招呼我进来，并让我注意脚下的挡鼠板。
挡鼠板很高，同样的，实验室也是我心中的坎。我鼓起勇气，迈了进去。
（黄色的挡鼠板，莫名觉得有点可爱）
拍摄不需进入病毒检测的核心实验室里，所以我没穿上密不透气的防护服（尽管很想体验一下）。
在彭博的指引下，我换上了工作服，戴了N95口罩、医生帽等防护装备。在门外等待的过程中，彭博的另外两位搭档，房师松和武伟华已经在穿防护服。
（房师松和武伟华在穿防护服）
他们熟稔地戴上口罩，认真检查着气密性，以保证所有和外界交换的气体，都经过了口罩的过滤。
紧接着又换上了工作帽、护目镜和防护服。防护服拉链的外侧有层胶条，他们用胶条把缝隙牢牢封上，最后双手交叠，将手套又使劲压了压。
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，也足足花了20分钟时间。
终于，一切准备妥当。
（后来我有了穿防护服的体验，不仅要小心翼翼不能弄破衣服，穿对于小脑不太发达的我，摇摇晃晃站立着穿也是个考验）
（实验室内）
穿好防护服后，我们进入了实验室。
实验室不大，但分了不同的工作区域：配液室（右一），病毒核酸提取室（最危险，右二），备用室（右三），仪器室（上机实验，右四）等房间。
算上分装样本、提取RNA、配置试剂的时间，整个实验大概需要2-3个小时。上机后，等待结果则需一个半小时，加上数据的读取和分析，整个过程往往将持续5-6个小时。
我刚准备低头调试拍摄设备的参数，就听门外传来一声“样本到了”。
“哪里的样本？”我好奇的问道。
“S医院的。”武伟华摇摇头，“一来就来了两箱。”
“这样不行啊，一次性样本数量太多，会容易造成污染风险。”彭博的声音从口罩里传出来，闷闷的。
房师松也回应道：“应该分批，多次，哪怕半夜来送样都可以。”
彭博说：“大家把样本慢慢取出，多处理一下，注意生物安全，我到时和他们多沟通一下吧。”
房师松微微沉吟了下，说：“没办法，样本来了就都做吧，医院和患者还等着我们出结果呢。”
隔着护目镜和口罩，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眼神和语气中的疲惫和无奈。说话间，武伟华拎着样本箱子，进入了病毒核酸提取室中。
（s院送来的样品，被分别放到了铝箱和塑料箱里。通常航空等长途运输会用铝箱，防止碰撞，短途运输用塑料箱。箱子里都会装着冰袋，保证温度在2-6℃左右）
已搭档了4、5年的房师松、彭博、武伟华三人，举手投足间已经形成了足够的默契，但区别三人的唯一方法，也只有声音。临近春节放假，很多非一线的同事已回到老家。检验这项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放心交由新手处理，所以暂时只有他们三名老将轮流排班。
（刚从样本箱里取出的样品，被塑料袋一层层包着）
（有玻璃横挡的这个区域叫“生物安全柜”，在安全柜中打开样本。可以清楚地看到样本瓶上写着“生物危险”四字。样品都被三层包装密封，以保证运输过程中不会泄漏）
（拍的照片，稍微修了修）
（取样品前要往箱子里外都喷酒精，样品的袋子上要喷，拿完也要喷）
取出样品后，还要把送样箱归还送样的医生。彭博左右手各拎着沉甸甸的箱子，走出实验室。我跟了出去。
从来没有觉得门口外的走廊是如此的长，仿佛望不到尽头一般。走廊上的灯经岁月的洗礼显得略带灰暗，右侧荣誉墙上前辈们的脸似乎也看不真切，只得模糊的字迹和浅浅的轮廓。
虽无声，却默默地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。
（我个人很喜欢这张照片，看着让人心里觉得很踏实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次疫情一直有信心的原因。后面也做成了宣传海报）
走廊总会有尽头，战疫也终将会结束，只不过前方的星光微弱了些。
虽然明明暗暗看不真切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只要前进的步履沉稳、坚定且有力，有足够的专业技术和精准的经验支撑，防控与布置细致且有序，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和决心，就一定会结束的。
嗯，
一定会的。
等到黑夜翻面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
我望着他走过的路，竟泛起一地金光。
“你好，还你们送样箱。”他打开了门，对着门口的送样医生说道。
对方显然没有想到会这么快，说了句“等一下”，然后把口罩戴了起来。
由于是绑带式的，送样的医生不紧不慢地绑好口罩，仔细压了压头上的一次性头套，又认真的套上了新的一层手套。
彭博也不急，等着对方一步一步地把防护措施做好后，才进行交接。
虽说疫情不等人，所有的人都在急，都想要快，但是在兼顾速度和效率的情况下，“安全”，也尤为重要。
回到实验室内，隔着玻璃，看着他们在房间内不断走动的身影，此时我拿相机的手，止不住地微微颤抖着。说不清楚是害怕、紧张、还是兴奋。
武伟华和房师松两人在房间里面提取核酸，然后再用试剂进行检测。在实验室里往往需两人同时实验，一是可以一人专心实验，另一人可协助消毒、拿耗材等，二是可相互提醒，规避遗漏，保证人和样品的安全。
因本次拍摄需要，彭博在门外给我介绍了项目进行的各个步骤。一步步看似简单的叙述，实际上蕴含了缜密、精细、专注的过程。
送过来的样品，都已经经医院初筛，绝大部分是阳性的样本（即有活病毒），危险性不言而喻。
他们要做的，则是对这些样本进行最终的复核。
所有人都在等待他们的一锤定音。
（前段时间闹得满城风雨的“歌诗达”号，被网友称为“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病毒库”，船上多人想下船、船下的人不让靠岸，只能连夜上船采样检测排查。第二天，当全部为阴性的结果出来后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）
（往样品里加入分离RNA的试剂）
经历过大型考试的人都知道，长期保持专注力是一件及其耗费脑力和体力的事情，而且在这个事情上，不能出错。所以实验室内的各种操作都放慢了好几倍，小心翼翼之余，还需要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。
送来的样品被分到了一个个小的锥形塑料管中，加入了我看不懂的试剂（后来才知道是裂解液）。随后进行离心，把不需要的物质分离出去，提取病毒的RNA，也就是它的“身份证”。
（右侧这个看起来像电饭煲的机器，就是离心机，武伟华在把样品放入离心机里）
（离心机近景，看起来已经很老旧了，但仍然需要它完成一次又一次重要的使命）
每加入一种试剂，就要离心一次，一共进行了4、5次类似的操作。操作台上放了数个喷壶，里面装满了75%的酒精。新型冠状病毒很怕75%的酒精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将很快失去活性。
每个步骤操作完之后，武伟华和房师松都要把手套全部喷一遍酒精，再仔细抹匀。
所以酒精消耗得极快，一天就需要7-8瓶。
（做的最多的一个动作：喷酒精，手腕处会着重多喷几下）
除常规的酒精消毒之外，房间每天也要进行紫外线消毒，他们还要用过氧化氢发生器将整个实验室都仔仔细细清理一遍，不让病毒有任何藏匿空间。
既是检测员，也是清洁员。
一想到离新型冠状病毒仅一窗之隔，说不害怕是骗人的。
我问彭博：“你紧张吗？”
“不紧张，做的太多了。基本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各种呼吸道传染病，H7N9，H5N6（禽流感）这些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”
“那你们之间会有分歧吗？”
“这不会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。相互提醒、消毒什么的，当然有问题发现也会相互提醒。”
拍摄才开始没多久，我的衣服就已被汗浸透。
22号深圳当天最高气温是24℃，实验室内几乎不透风，戴着N95口罩更是觉得呼吸受阻，鼻梁被铁条压得难受，感觉就有人一直捂住你的鼻子，不让你喘气。
全身已有点中暑的感觉，头脑发昏，饶是拥有麒麟臂的我，也要拍一会，喘一会。
而身边彭博的眼镜上已有一层淡淡的雾气。
“不能开空调吗？”实在是太热了啊，我问道。
“平时可以开…”彭博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，“但是在这种需要精准的检测情况下，还是不要让空气波动。尽量不要因外界的影响使检测结果出现偏差。而且这个天气也还行。”
（已经这么热了，居然是还行？！那夏天简直不敢想象...）
（站累了，偶尔坐下来休息一下）
“这个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话，那在里面不是很危险？”看着里面密不透风的房间，我皱着眉问道。
“这是呼吸道病毒，通过呼吸道传播的。不像其他传染病不接触或减少触摸就可以降低发病，所以危险系数特别高…”
彭博的声音越来越低，眼神也变得复杂了起来。顿了一会儿，他继续说道：
“但是现在唯一的屏障，就只靠这个N95口罩了…只有它能保护我们的健康。”
不知道他是怎么心平气静地说出这段话的。在我看来，如果我知道我的亲人就在实验室里，每天的工作是和病毒打交道，稍不留神，就会…不敢想，真的不敢想，整个心都会是在空中荡着的。
寝食难安。
看着房间内的武伟华和房师松，彭博的眼睛却像是望向了远处，不知在思考着什么，空气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。
（彭博在门外，没有说话）
想到前线的战士们明明能打胜仗，却是因为物资紧缺、弹药不够而抵剑苦苦地支撑着。他们穿着残破的铠甲，在猎猎的寒风中，身上露出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血痕，有的甚至在汨汨地向外流着血，但也咬牙一边挥动着手中的武器，一边和穷凶极恶的敌人们拼命。
或许两军交战时，咆哮、威胁和恐吓能震得住敌方，尚能夺得一丝喘气休整的机会，但新冠病毒却是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生化机械队一样，不眠不休地持续进攻，不带一丝情感，也毫无道理和谈判的机会。
这是一场不断消耗的拉锯战。
“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的。”我说道。
“一定会的。”彭博淡淡地笑着，说了两遍，“一定会的。”
一定会的。
（多数情况下，都是一个人在做，另一个在看，是“生死搭档”）
10天之后，实验室新兵培养成了熟手。重新排班后，更多的工作人员进入实验室。
他们三个每天仍然在实验室里，但较之前相比已经好了很多很多。
一直听说有“检测试剂盒”这个东西，给我的感觉就像飞机的“黑匣子”一样神秘。
说话间，武伟华从房间里出来，核酸已提取完毕，准备开始配制试剂。彭博带着我来到配液室，拿出了“检测试剂盒”。
（传说中的“试剂盒”）
从储存的冰箱里，我看到了传说中的“检测试剂盒”。这一管管五颜六色的试剂，就能对病例进行确诊，就能让感染的病人获得一席床位的机会。
盒子很轻，但在我看来，却是这么的重。
除了图上针对本次新冠病毒的试剂盒之外，还会辅助其他的试剂盒。单一公司的试剂盒可能会对结果出现偏差，所以每次至少使用两家公司的试剂盒同时进行实验，以免出现“假阳性”或者“假阴性”的结果。如果还有问题，再使用第三家的试剂盒。（现在听说已经有十几家公司都出了试剂盒）
（彭博在手套上计算着需要进行配置的量）
我问道：“如果结果出现偏差，那是如何评断结果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？”
“这时候就依靠我们的经验了。在操作的手法上，有时候加样加错、或者样品遭到污染，造成结果不准确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”
彭博把笔帽拔开，在手套上计算着需要配置试剂的量，算好后继续说道：
“有些样本病毒含量很低，跑出来的结果很多人看可能是阴性的。但我们会根据经验，再换一种试剂，或重新采样，再次进行检测和判定。”
（正在搓热试剂）
试剂的储存温度是零下20多度，用的时候再进行解冻，以保证试剂里酶的活性。
我以为解冻的过程，需要把试剂放到水浴或者什么装置里进行，但令我惊讶的是，彭博就这么徒手把试剂在手心里攥着，捂热，用自己的体温来解冻。
“你要用手去捂热吗？！”我惊道。
“通常都是放到4度冰箱里缓慢解冻。要争分夺秒的话，就需用自己的手把它们融化。”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头去摩挲着手里的试剂。
这个看似普通的操作，却让我印象深刻。
（试剂也需要进行离心，就像坐在了高速旋转的咖啡杯里，如果试剂会说话，肯定会大喊自己“不行了不行了”）
“我注意到你打开试剂前，都需要离心一下，这是为啥？”
“不想浪费啊”言简意赅的回答。
“试剂都很贵的，这样离心一下，就能最大程度保证试剂的用量。”
（往塑料管里滴入不同的试剂进行配置）
每次加完试剂，他们都要把手上这个枪状的长条形物体的顶端拧来拧去，像上发条一样，我不解，提出了疑问。
“条？哪个？”彭博对我的形容满头问号，愣了两秒，随即恍然大悟道，
“啊，这个是移液器。可以加微升级别的液体，很精准。”说完，彭博又开始拧“发条”，这是在恢复移液器上的量程。“每次用完都需要拧回去，这样下次操作的时候才不容易错，也能延长使用寿命。”
（左边架子上挂着各种size的移液器，看起来就像厨师们解牛时用的不同刀具）
（移液器上要插个一次性的吸头，每往一个试剂里加一次，都要换一个头，旁边的废液罐里则是消耗掉的一次性用品）
像是在告诉自己不能急，他自言自语道：
“每个动作都要轻缓一些，这样吸取的试剂量才能保证准确，检测的结果才更加精准。
“但是这个慢是相对的。
“其实是稳。特别是加样的时候，很容易产生气溶胶，怕对结果造成偏差。”
我的总结就是三个字：缓、准、稳。
这是多年的经验和时间练就出来的基本功。
（肩负着重要使命的试剂，一个个乖巧地坐在板子上，等待着和病毒RNA相遇的时刻）
（调配好的试剂又被分装到20余个小管子里）
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像新手做菜一样，每滴一个步骤都要看说明书、去确认试剂的用量。提取病毒核酸的步骤大多相同，日复一日的操作，已经让他们对各个试剂的用量了然于心。
右手大拇指按下移液器的弹簧压头，四指握着枪杆，眼睛盯着一个个小管子，仿佛配枪的猎人。只待一声令下，“猎犬们”便倾巢而出，闻着病毒RNA的气味，寻踪而去，实施抓捕。
（做着实验，彭博发现手套与防护服之间出现了缝隙，马上喷上酒精，将手套扎紧袖口）
（除了喷酒精，第二多的动作就是调整移液器量程）
我看到新闻上报道，医院有机器，可以把样本放进去，自动开始检测，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操作。
彭博回答道：“现在的机器操作容易出现污染或提取核酸效果较差，人工操作虽然累，但会更精准，出错概率更低，保证生物安全。”
任何情况下，“安全”都是第一位。
（配好的试剂放到类似按摩机一样的机器上面进行震荡，看这个频率，放在肚子上应该还蛮减肥的）
“样品放到机器里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接着做下一批了？”
本着高效率的原则，我提出了疑问。
“是可以，但一般做完一批之后建议先消毒。如果上一批阳性较多的话，没有做好清洁，下一批就容易污染。所以收尾工作一定要处理好，才能开展下一次的检验。”
彭博的头脑依然清晰地运转着，如同自己在操作一般，有条不紊娓娓道来。
武伟华在隔壁弄得差不多了，过来看了一眼，还是在念叨这批样本的事情。
“不能这么弄，要跟他们说，凌晨该送就送，这么多量，万一污染了就麻烦了。”
眼看着就要到饭点了，看样子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，能不能吃上饭也是个问题。
“都这么累了，还有胃口吃饭吗？”
彭博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没什么胃口，但饭还是要吃的，不吃就没力气工作了。”
“能喝水吗？”我可能脑子进了水，才会问出这么智障的问题。
“穿着防护服肯定喝不了，只能等两个小时以后实验结束了才能喝，稍微休息一下。”
“这是个常态吗？去年前年没有这个病毒的时候也是这样？”
我突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多，但他还是很耐心地回答道：
“呼吸道病毒就是这样，每年的冬春季都老多了。特别是冬季，每年春节一定会加班。”
说到这儿，他的胸明显起伏了一下，我看不清他的样子，但应该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（彭博在回忆）
“我工作七八年了，年年春节都基本在值班，已经好多年春节没回老家了，上次好像是...两三年前回过一次。”他靠在旁边的工作台上，微微抬着头，看着天花板回忆道，“工作以来好像就回过一次，嗯，一次。”
我问道：“那这次除夕过节什么的也是要在这边？”
他回：“肯定是的，要随时待命，样本随时有送。”
“这个大概要持续多久也不好说吧？”
他紧了紧眉头，说道：“嗯，不好说，春节过后还有返深的高峰呢，这个真不好说。”
“说不定春节之后会更忙呢？”
说完之后，我俩相对一笑，充满了苦涩。
“非典那年你...？”我好像又问了个智障的问题，马上意识到了之后，就住了嘴。他顺着我的话茬接了下去：
“那时候还在上学，就记得每天进学校的时候会量体温什么的。”
“那你会想到有一天也会做…？”
话音未落，彭博把手背了过去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站着，继续我的话回道：
“那肯定没想到未来会去做这个，但每年都会有传染病啊。
“你看啊...刚工作的时候做的是甲流，然后是H7N9、H5N6，有段时间还有H10N8、H9N2，还有MERS、埃博拉那些。当时我们都在P3实验室做过。”
他一边扳着手指，一边细数着，“像埃博拉病毒这种，会通过皮肤来传染，如果人直接接触的话，会有很大的风险。这种就要在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做。
“虽然说有很大的风险，我们自己做好了安全防护，觉得问题不大，但家里人会比较担心，他们会想让我们少做这样的实验。”
说到家人，彭博长长地吁了口气，感觉得出，他想家了。
“但没办法，实验得做，这是工作嘛，肯定得做到最好的。”
“家里人还是支持的吧？知道你在加班吗？”
“是支持的，只是大概知道我在做应急检测，但不知道具体做这个，我们也有保密原则。不过结合最近的新闻，可能也知道了，比较担忧。”
说到这儿，他又像是按下了静音键，眼睛望着镜头出了神，似乎镜头的后面，就坐着久未见面的亲人。
这次染上雾气的，是眼镜后面那双顶着两个大黑眼圈的眼睛。
脱下了专业的“外衣”，说到底，也是一个看到好吃的会笑、看直播会双击、过年会想家的普通人呀。
（武伟华和彭博俩人在计算着样品测序放机器里的排布情况）
核酸已经提取完，房师松从房间内出来了，他拿酒精喷了喷手，准备开始脱防护服。
最危险的部分已经结束。
我问他：“紧张吗？”
他手上抹酒精的动作未停，轻松地说道：“不紧张。我工作20多年，老同志了，还经历过SARS，都比这厉害多了。每次最危险的地方我都要亲自去的。最累的时候就是前面那里（分离样本提取核酸）。
“就是这个东西（防护服）太闷，太累。”
防护服压得太紧，口罩和护目镜都挡住了视线，加上戴了双层手套也很难摸到封口处的胶带。
他找了好半天，还是摸不到防护服开口的地方，低声嘀咕道：“哎应该在这儿放个镜子，啥也看不见。”
我上前想要示意一下位置，问道：“能用手吗？”
“别碰。”房师松马上侧了身去，提醒我。
我用手指了指位置，他终于摸到了缝隙，然后顺利地撕了开来。
（正在撕脱防护服的房师松）
防护服的尺码并不像衣服一样，有38、40、42这么精确的分码，只有粗略的M、L、和XL。衣服很薄，再加上是连体的，稍微胖一点的人只要动作大一些，就有开裂、增加暴露的风险。
不像穿便服一样，可以随时舒展着自己的手臂，或者扭扭头摆摆腰活动活动。十来个小时坐下来，穿着防护服一天就可以养成“职业病”：腰间劳损是常态，肩颈酸痛也是家常便饭。
从他们平常走路的背影来看，也很难让人相信，不过是30出头的年轻人，却已经脖子前倾，微微含胸。可能说50来岁都有人信吧。
（戴了两个小时不到，脸上已经全是压痕）
不敢想象十几个小时下来，疫情结束后，会是什么情景。要想口罩戴的严实，就要使劲压紧金属鼻夹，压得时间久了，就会出现“压疮”，会磨破皮肤，出血。
后来我看到彭博发了个朋友圈，询问如何解决压疮的事情，房师松在下面回复说结束后大家一起去“整容”，也算是苦中作乐了。
（年轻一点的武伟华，脸上的胶原蛋白使他的压痕回弹了些）
（房师松对刚刚的工作进行了快速复盘，指出了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地方）
刚摘下口罩的房师松，双手抵着腰，他低着头，胸膛剧烈起伏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精神高度集中、口罩不通气造成的缺氧，都使他的身体遭受着巨大的挑战。
没有时间休息，翻不到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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